迄今为止，在全国的上市农商行中，总体而言，上海农商银行的经营业绩和资产质量无疑不能言差。这其中的首要原因，铑枪认为与它地处上海关联最大，毕竟地处中国的金融中心，在上海的经营网点数量居首，占尽天时地利。

(相关资料图)

有老天赏饭吃，2022年，上海农商银行实现了一大跨越。 这一年， 上海农商行全集团实现营业净收入256.27亿元，同比增长6.0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达到109.74亿元，同比增长13.16%，资产总额达到12,813.9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62%，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资产质量也说的过去。 2022年，不良贷款率只有0.94%， 拨备覆盖率445.32%，且上述两项指标相较2021年都有提升。

然而，涉房贷款作为一个大梗，上海农商银行仍然没有跨过去。因为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上海农商行都曾是涉房贷款的发放大户。

2019年的招股说明书数据显示，上海农商银行2018年末房地产行业发放贷款高达827.25亿元，同比2017年的703.74亿元增幅将近20% ，而同年公司发放贷款总额的同比增速仅为10%左右，房地产行业发放贷款的比重进一步提升，约占到发放贷款总额的27%左右。可见，在房地产一路高歌猛进的时期，上海农商行也着实吃到了一波巨大的红利。

在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期后，近年来上海农商行试图努力压降房地产贷款规模，涉房贷款规模已经从2018年末的827亿多猛降至2022年末的100亿出头。然而上海农商银行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却仍然从2017年末的1.1亿元增长到2018年末的8亿元，之后再增长至2022年末的约13.94亿元。

就是说，从2017年末至2022年末的短短5年时间， 上海农商银行的涉房不良贷款余额大幅飙升了10倍多。用相关媒体报道的话说，上海农商银行的房地产贷款风险正在快速暴露。

至2022年末， 上海农商银行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仍然位居全部不良贷款之首，涉房贷款的不良率也从2021年末的1.24%升至2022年末的1.39% 。

几年前，上海农商银行在不良贷款处置时，曾被媒体公开质疑存在“重大疑点”。原因是因为上海农商行在几年前上市时披露的招股书中曾宣称：自己在报告期内发生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的转让价格，均能够高于债权本金。就是说，上海农商银行在处置不良贷款过程中，从未遭受过实际损失。

但上海农商行发生在2018年6月的一笔金额为1.64亿元的不良债权转让，还是被媒体抓住了“马脚”。当时，这笔转让标的为“上海华滨工业有限公司”的本金为1.64亿元的贷款，贷款分类为次级，在 2018年当年“上海华滨工业有限公司”已经5次被最高人民法院公示为失信人，且该公司正面临多家金融机构起诉的情况下，这笔1.64亿元的不良债权，居然被上海农商行以高达贷款本金的1.2倍的价格，成功溢价转让。看来，上海农商行不良资产处置能力之强，不得不令人拍案。

上述2022年报显示，上海农商行主要贷款都投向了上海地区，这意味着该行的房地产贷款也主要集中在上海。虽然房地产物业资产质量比其它城市要更为优良。但眼下，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却同样不乐观，挂牌量居高不下，成交十分低迷。更为堪忧的是，2017年正值上一轮房地产市场的高点，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很多城市的大量房屋价格，其实际成交价至今都未能达到2017年初时的价格。

如果说，上述2018年6月那笔1.64亿不良债权被上海农商行溢价成功处置，是诡异也罢， 还是幸运也罢，但如今，在上海房地产市场如此低迷的市况下，这次面对近14亿元的房地产不良贷款，上海农商银行该如何处置？是否还能有5年前的幸运，那就难说了。

上海农商银行另一个颇被关注的焦点是旗下的村镇银行。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农商行合计参、控股35家村镇银行，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山东、湖南、云南等省份。 35 家沪农商村镇银行注册资本共计28.78 亿元，其中，上海农商行持有 17.78 亿股。

2022年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末，上海农商银行旗下35 家村镇银行合计实现净利润 3.14 亿元， 资产总额 339.86 亿元，净资产总额 36.78 亿元，存款本金余额 284.57 亿元，贷款本金余额 196.70 亿元，农户和小微贷款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88.30%。

在经历三年疫情之后，这35家村镇银行的不良率和资产质量现状如何 ？这是颇令市场和投资人关注的问题。 然而，铑枪尚未能在其最新年报中找到上海农商银行对上述村镇银行具体不良率和资产质量的准确数据。

据此前媒体披露，2021年末，上海农商行在山东、湖南、云南等地多家村镇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保持在2-3%的水平，而同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平均水平为1.73%。其中，东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不良贷款率达到3%，聊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不良贷款率也达2.7%。

在该行IPO过会时，证监会也曾对上海农商行发出问询意见，包括该行旗下35家村镇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的原因，应对村镇银行风险的具体措施及有效性等。

此前，上海农商行曾在招股说明书中提示风险称：银行各分支机构在经营中享有一定的自主权，该经营管理模式增加了银行有效避免或及时发现分支机构及村镇银行在管理和风险控制中出现失误的难度。若该行采取的措施不能防范所有分支机构和村镇银行在管理和控制方面的风险，可能会使银行蒙受损失，导致业务和声誉受到不利影响。

而此前相关媒体的报道，更加剧了市场对这些村镇银行的担忧。 2019年“环球网财经”的报道甚至称：很多与上海农商行设立村镇银行的合作方， “都是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失信人，堪称是 “老赖”的聚集地”。

其中包括：控股86.97%的“临沧临翔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方包含有“云南永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在2016年到2018年连续被最高人民法院公示为失信人，根据2018年年检信息，该公司已处于歇业状态;另一家合作方“临沧市华龙实业有限公司”在2019年就3次被法院强制执行。

此外：持股51%的“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合作方“山东省大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曾因弄虚作假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持股51%的“茌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合作方“山东新大地铝业有限公司”、“山东同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省维斯德尔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已歇业)”等，在2018年和2019年多次被最高人民法院公示为失信人。

铑枪注意到，在上海农商银行2022年报中，上述报道中提及的三家村镇银行，均赫然出现在上海农商行子公司名录中。而且，除了对茌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已经从51% 上升至80.38%外 ，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临沧临翔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仍然维持不变。至于其合作方的最新资信和风险状况，尚未可知。

从2018年12月起，两位金融老将徐力和顾建忠分别担任上海农商银行董事长和行长，至今已经4年半时间。总体而言，这4年半的时间很不平凡。看下图：（ 图片来源： 问财）

这4年半时间 ，上海农商银行经历了疫情冲击后，又面临着营收和净利润增速等关键经营指标趋缓甚至下降的挑战。而在银行业息差明显收窄和房地产风险加速暴露的今天，这种挑战将更为严峻。

同时，有意思的是，在2018年底到任后至今，徐、顾二人的薪酬总体上一降一升。 从2019年至 2022年，徐力董事长年度薪酬从159.32万元降至107.07万元 ，而同期顾建忠行长的年度薪酬则从76.96万元升至 111.95 万元 ，已经超过了徐力。年报显示，2020年，就在疫情大爆发，上海农商行业绩遭受明显冲击的当年，顾建忠行长当年度的薪酬还高达160.54万元 。

此外，公开信息还显示，上海农商行三位职工监事杨园君、郭如飞、徐静芬的年度薪酬分别高达205.63万元、156.36万元、149.18万元 ，薪酬位居该行全部高管之首，也远超徐力董事长和顾建忠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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